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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国产纪录片的“野蛮”生长

责任编辑:邹礴 发布时间:2015-12-25 11:17:04 来源:中国科学报

纪录片《第三极》
纪录片《第三极》
 

  截至12月4日,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票房数据,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总收入累计已突破400亿元大关,其中,国产影片票房收入为237.2亿元。常年被爱情、动作、喜剧三大类型牢牢占据的华语电影市场,今年开拓了《狼图腾》《大圣归来》《解救吾先生》《心迷宫》等以往没有的国产影片类型。不容忽视的是,过去几乎难以在商业电影市场看到的纪录片,今年几次成为大荧幕的热门话题。自带“小众”标签的纪录片会成为国产电影市场的下一个“现象”吗?

纪录片《旋风九日》
纪录片《旋风九日》
 

★ 纪录片票房创“纪录”
 

  12月,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发布了2015年中国纪录片年度数据报告。结果显示,纪录片全年总产量超过1.9万小时,同比增加9.1%。

  更值得关注的是,2015年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过审的纪录电影34部,进入院线放映的共有14部,均创下了近五年来的新高。纪录电影总票房为6.9亿元,尽管绝大多数来自于快消式的真人秀类纪实电影,但8部原创类纪录电影的票房总计达到3150万,是近六年来的最高。

  “尤其是两部话题级的纪录片《旋风九日》和《喜马拉雅天梯》,票房均超过了1000万元,获得了口碑与票房的双赢。”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介绍说,《旋风九日》在宣传营销和市场推广方面都较以前纪录片发行有所提升,市场放映周期坚持了一个月;《喜马拉雅天梯》宣传营销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尤其是在网络媒体营造话题和热点,帮助影片保持较高的市场关注度。

  此外,今年“互联网+”模式正在迅速改变着中国各个行业的产业生态,中国纪录片也不例外。何苏六表示,用“纪录片+互联网+商业”的新模型重新打造一条纪录片的产业链条,用互联网的手段进行融资、创作、传播、宣传,是2015年新媒体纪录片的最大亮点。

  比如,获得了第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的《我的诗篇》,就是采用边拍摄边筹资的模式,通过互联网实现了影片内容生产、网络点播、宣传营销、资本众筹等,最终成为了年度话题级纪录电影之一,互联网思维成为了新一代纪录片创作者的优势。

  不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雷建军认为,业内对于未来中国电影市场的估值是1000亿元人民币,因此,目前中国电影还没有真正进入“黄金时代”。而且,诸多国产电影质量与票房的背离,缺乏多元化的格局,中国电影市场也远没有发展成熟。

  “在这种情况下,国产纪录片的市场空间依然非常有限。”雷建军指出。今年上映的其他10部纪录片中,票房过百万的仅有2部,剩余8部票房均不足百万。

  这也意味着,只有当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做大,改变商业片一统天下的局面,新的电影消费理念和欣赏观念的形成,纪录片才可能真正得以成长。

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
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
 

★ 多样化发展
 

  “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国产纪录片确实出现了多样化的种子。”雷建军表示。

  目前,纪录片领域的大众型还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官方媒体纪录片,比如今年讲述以邓小平访美为主题,展现在1979年美国上演的一场政治博弈的纪录片《旋风九日》,在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的《第三极》《与全世界做生意》《河西走廊》《我从汉朝来》,与国际纪录片机构合作的《生命的力量》《鸟瞰中国》《寰行中国》等人文、历史、地理类题材的纪录片,以及新兴起的真人秀纪录片《客从何处来》《跟着贝尔去冒险》《我们15个》等。

  “这些纪录片骨子里与商业电影之间的区别度并没有那么大,它有固定的导向,有的甚至存在明确的剧本、分镜头,基本上用准电影的模式拍摄,只不过是由真人出演。它的目标就是受众。”雷建军也把它们称为工业纪录片,意味着可以通过固定的流水线复制生产。

  事实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工业纪录片都是最容易被理解,也是最受欢迎的,国际著名的纪录片频道美国国家地理、Discovery、BBC的大部分产品同样如此,国内纪录片也多是复制了它们的模式。

  另一类纪录片,按照著名纪录片导演吴文光的说法,就是“一个人的纪录片”。一个人用一台个人小型摄像机,记录现实中的某段生活、某个人、某件事情,也包括作者自己的思考。它也被称为独立纪录片。这些纪录片的选题和拍摄是完全开放的,带有强烈的个人意志,而观众对它们的理解和解读本身也构成了纪录片创作的一部分。

  至今,独立纪录片基本上不了电视平台,更无法通过国内的电影审查制度,只能选择在地下放映,独立放映机构或是各地咖啡馆等,极少数能流入国外电影节,它们在国内所呈现的是一种亚文化状态。

  正因如此,一直以来无人喝彩的独立纪录片界在2015年有了两部引起观众广泛关注的大荧幕作品《喜玛拉雅天梯》和《我的诗篇》,才显得更为重要。

  还有一种是介于官方和独立纪录片之间的人类学纪录片,它主要是记录与描述人类社会的文化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中心主任朱靖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近两年来,带有官方性质的文化机构也越来越习惯与学界合作,用纪录片的形式做文化的记录、保存和表达,比如由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规划执行的《中国节日影像志》。而吴文光的“民间记忆计划”“乡村之眼”的村民影像计划则更接近于独立纪录片的做法。

  此外,人类学纪录片创作交流与放映的公共平台也办得风生水起,比如视觉人类学与当代中国文化论坛、中国民族题材纪录片回顾展、广西国际民族志影展等等。在朱靖江看来,目前人类学纪录片领域最显著的发展特点就是形成了一种可持续的生产、展映的循环机制,这也是它越来越充满活力的原因。

纪录片《我的诗篇》
纪录片《我的诗篇》
 

★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无论是什么样的纪录片,在国内还处于尽可能野蛮生长的阶段,因为它们都还很“幼小”。纪录片的类型本身也没有好坏之分,不存在通过遏制一种类型来发展另外一种类型。

  “不过,纪录片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为了促进人们反思的。”雷建军认为的纪录片的价值除了记录历史,还有对人类精神与情感的触及,促进社会的改变。

  从这个角度来说,大量商业化的策划、命题式的拍摄,是无法体现创作个体对生活的朴素记录,和对现实的批判与审视的。“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坚守自身的文化归属感和历史定位性,虽然这不是强迫式的。”朱靖江说。

  然而现实是,早在“舌尖”系列的热播之后,一方面纪录片创作得到了更多的市场动力,但另一方面也冲击着中国纪录片的独立精神。很大一部分独立纪录片导演逐渐主动转向商业制作,有的则在复杂的市场利益牵扯下不得不作出各种妥协。甚至在2003~2013年积累起来的独立纪录片半地下放映的受众热情都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因为大量商业影像产品的出现客观上占据了人们更多的时间。

  雷建军说:“这就是资本的力量,不可抵挡。”

  但同时,他也始终认为,如果从更长远来看,被资本席卷的时代,总有趋于理性的时候,坚持没有遭到碾压的作品就可能在那时候得以展示。“因为技术的进步使得纪录片的易得性大大提升,参与创作的人群会越来越多,出现优秀人才和作品的可能性自然也会提高。”

  在朱靖江看来,有着相似文化模式的韩国电影市场也曾经历这样的过程。韩国电影市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起步,一度被好莱坞甚至是香港电影占据绝对主要的位置,一直到90年代,本土创作依然萎靡。而它的强势崛起不过十几年的光景。到了2014年,韩国人均观影次数与美国人持平,达到4次/人,而中国在2013年的人均观影次数是0.87次。由于独立电影、艺术电影市场的逐渐成熟,2009年、2014年上映的韩国本土纪录片《牛铃之声》以及《亲爱的,不要跨过那条江》票房都突破了1亿元人民币。

  “当中国也能出现亿元级的本土纪录片时,将对投资人以及观众产生巨大的影响力。”雷建军说。可即便如此,纪录片不会强求成为一种大众的、主流的文化,“真正的纪录片影响的始终是有影响力的人”。

纪录片《难产的社头》
纪录片《难产的社头》
 

★ 推荐
 

  《旋风九日》:以邓小平1979年第一次访美之旅为背景,讲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为时九天访美的真实“奇遇”,这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以邓小平访美为主题的影片。影片中有多位美国政坛大咖,如基辛格、老布什等回忆当年邓小平访美之旅。

  《第三极》:国内首部全面反映青藏高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大型涉藏电视纪录片。4个摄制组总计拍摄400多个工作日,行程遍及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等青藏高原的50多个秘境。通过当今国际纪录片流行的拍摄手法,突出了故事性、戏剧化、快节奏、高科技。

  《喜马拉雅天梯》:国内首部纪录珠峰攀登全程的4K超高清极限纪实电影,独立纪录片导演执导。拍摄制作历时4年,将镜头对准西藏年轻的登山向导,完整记录了珠峰北坡登顶全过程。

  《我的诗篇》:诗歌是一个时代最后的秘密。一个存活在中国的特殊群体——工人诗人,第一次手执诗歌站到摄像机前,向国人也向世界讲述“中国奇迹”和“中国制造”背后那些被掩埋的故事。

  《难产的社头》:一部基于深厚田野调查、拍摄历时8年之久的人类学纪录片。影片以云南元江河谷花腰傣地区一个情节完整的故事为线索,从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日常生活折射出城镇化、现代化、经济市场化之下农村社会的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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