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导演周兵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王小峰

导言：“《台北故宫》我想更多是一种比较生活化的叙述，甚至是一种更亲切更自然的东西。但是在叙述效果上，我要求每个导演达到一种新闻性的叙述，它是一种文献解读，和一个一个大家不知道但特别想知道的曾经发生过的故事。”

周兵花了3年时间，拍摄了一部大型纪录片《故宫》，是中国纪录片的一大突破。之后，他接到了一项比《故宫》更艰巨的任务，拍台北“故宫”。说它艰巨，是因为拍台北“故宫”不可能像拍北京故宫那样吃住在其中，一个镜头想拍到很好的效果，可以等上几天甚至几个月。台北“故宫”在几经交涉后，最终不同意剧组入场拍摄，那是用多长的焦距都无法聚焦其上的一个事实，因此只能另辟蹊径。

周兵一共去过两次台北。两次亲身经历，让他脑子里慢慢形成两条线索，一个是台北“故宫”的历史，一个是台湾的历史和台湾人的生活，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可以让《台北故宫》看上去更有新闻叙事性。“《台北故宫》我想更多是一种比较生活化的叙述，甚至是一种更亲切更自然的东西。但是在叙述效果上，我要求每个导演达到一种新闻性的叙述，它是一种文献解读，和一个一个大家不知道但特别想知道的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周兵说，“但是我们也在做尝试，比如我们想用一些散文式的感觉，但是这种散文又不是追求文字的优美。小虫为我们的纪录片做了配乐，我跟小虫聊音乐的时候，发现台湾文化感和音乐感的一些东西，是很人性化的，我一直觉得是很亲切很自然很质朴，或者说很有生活质感的一些东西。不像我们大陆是很有包装感的。大陆我觉得就是，或者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它的文字是经过我们修饰过的东西。所以这次台北”故宫“我希望少一些修饰，包括画面也是，比较自然这样。”

为了寻找这种生活质感，周兵在台湾的日子几乎都泡在了台湾各大电视台的片库和台湾电影图书馆当中，天天看与“故宫”有关的资料。“因为每天你都会对着屏幕看东西，而且没有休息时间。看的过程中你还要去选择，这个新闻需不需要，那个新闻需不需要。看到最后我都快崩溃了。”

在众多的影像资料中，周兵发现了一个人用胶片拍摄的一段台北“故宫”的影像，这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拍的，后来他发现这是最早的一段台北“故宫”的影像。“我觉得那个人就像当年的一个DV爱好者，他拍的影像还有朋友站在前面像拍照一样，比如站在台北故宫那拍照，晃晃悠悠的。然后拍了一些台北市的街景，也晃晃悠悠的。当时我们可能不太重视这段影像，现在我就要求导演全部用。买多长就用多长，一秒不拉地必须用，而且要解读这段影像。这是上世纪70年代初拍的，上世纪70年代初的台北市的街头是什么样的，当年人的服装是怎么样的，然后进入台湾的一段新闻。”

周兵希望把宏观的历史事件和微观的生活场景都运用到这部片子中，比如上世纪50年代一些招工广告，还有报纸上的一些星座运程，以及当地的天气，当然还有蒋介石的一些新闻。“每集我都想这么做，但对我们导演来说难度太大了。但是有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地震。台湾经常地震，我们前一阵不是也大地震么，四川就损失了很多文物，因为我们的文物没有防震措施。我们去台湾就发现，台湾所有的文物都有防震措施，怎么防震，专门有一个新闻。然后我就把台湾那年大地震的新闻穿插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