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这位出身于水果行的上海教父，不仅在黑道呼风唤雨，而且在文化界、艺术界也周旋得游刃有余。杜月笙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比如扩大社会声誉、提高社会地位、掌控社会舆论，就去亲近文化名人、艺人。而他对于京剧的喜爱，或许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有一种本能的认可。这可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往与崇敬看出。他在门厅高悬对联“友天下士，读古人书”。可见他骨子里流淌的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意识。但他毕竟只读过5个月的书，无法去“读”，就重金聘请高明的说书艺人长期为他讲《三国》说《水浒》，学习历史知识和古人处世方式；他还一度勤练书法，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杜镛”二字终可潇洒地到处签写。这种附庸风雅之举，使黑道大佬“满脸透着杀气的粗人”形象为之改变。

1931年61期《良友》画报第12页刊登的杜月笙照片

这位温文尔雅书生样的上海教父对于京剧的喜好，不仅仅停留在一般戏迷的听和看，而是自己亲自走上舞台。1924年为难民组织募捐义演，他演过《连环套》；1930年杭州西湖博览会开幕时，他演过《打严嵩》；1931年上海中华赈济会募捐义演，他演过《骆马湖》。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张慰如主演《玉堂春》，他和张啸林分别扮演蓝袍和红袍。这和现在很多人在KTV一展歌喉来吸引众人眼球有相同的心理，杜月笙当然不是缺少社会关注度，他是利用这唱戏的外衣给自己增加点文化气息，博得点好的口碑，扫除人们对黑道是不入流的惯常想法，为自己树立社会名望。正如法袍和假发是法官必不可少的行头一样，品位、文化及社会关怀也是上流社会所不可缺少的。没有了这些东西，他们的权威便会减少一半。这也正是杜月笙为何比黄金荣后来者居上的原因。杜月笙在鱼龙混杂的上海滩大行其道，各界人士都来拜他做老夫子，不是光靠他有庞大的黑社会组织，更在于他有深入人心的力量，也即现在我们常说的人格魅力。

1931年为祝贺杜家祠堂落成，杜月笙举办堂会，邀请了各路京剧名家，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大名旦，生行演员马连良、言菊朋、高庆奎、谭富英，武生演员杨小楼、李吉瑞，小生演员姜妙香、金钟仁，老旦演员龚云甫，丑角演员肖长华、马富禄以及南方名角麒麟童、刘奎官等，几乎名角“一堂打尽”，即使梨园界，也难以齐聚恁多名角。但众多名伶，唯独缺了“须生泰斗”、“伶王”谭鑫培的得意门生余叔岩。去赶热闹的贺客，不少是为了去看几场南北京戏名角会演的拿手戏，因为这在当时是有钱也不易看到的。1947年，为祝贺杜月笙60寿辰举办的堂会，连演十天，又是京剧名角毕至，“冬皇”孟小冬专程前往，演了一段《搜孤救孤》。这次演出，成为孟小冬的广陵绝唱，她拜余叔岩十余年，正式登台演出也就这一次。

撰稿：良友图书有限公司 编辑 朱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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